
公元前180年,长安城内的血腥味弥漫多日,樊哙的夫人吕媭被乱棍活活打死,尸骨难全;樊哙的嫡子樊伉,一个年仅二十出头、从未参与吕氏任何阴谋的年轻人,也在这场针对吕氏宗族的血洗中人头落地。
此时,樊哙已经去世九年。
九年前,即汉惠帝六年(公元前189年),这位从沛县屠狗场走出的开国功臣病逝于任上。彼时,周勃是和他一起从沛县起兵的老弟兄,陈平是并肩作战、共闯鸿门宴的老战友,他们曾一同在秦末乱世中披荆斩棘,一同在鸿门宴上与项羽周旋、拼死护主,一同平定四方、打下了大汉江山。樊哙一生为刘邦出生入死,斩首一百七十六级,俘虏二百八十八人,攻下五座城池,平定五十二个县,凭战功封舞阳侯,谥号“武侯”,是大汉王朝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。
可樊哙到死都不会想到,自己用性命换来的功勋,自己视若手足的老战友,有一天会举起屠刀,砍向自己毫无过错的嫡子。
这场被后世称为“诛吕之变”的政变,表面上打的旗号是“吕氏欲为乱”,声称吕禄、吕产手握南北军兵权,意图颠覆刘氏江山、篡夺天下。这一说法传遍天下,朝野上下信者甚众——毕竟吕后在世时,吕氏宗族权势滔天,早已引起天下人的不满。
可拨开历史的迷雾,真正的问题在于:吕禄和吕产到底有没有实际的造反行动?
据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记载,吕禄在好友郦寄的反复劝说下,早已放下戒心,主动交出了北军兵符,彻底放弃了对北军的掌控。而吕产虽然名义上控制着南军,却始终未能进入未央宫半步——政变当天,吕产前往未央宫,试图掌控局势,却被未央宫卫尉阻拦在宫门外,连宫门都没能踏入,更谈不上调动南军、发动叛乱。
清代学者郭嵩焘在《史记札记》中曾直接指出这一疑点:吕禄已经离开了北军,吕产也被挡在宫门外、无法掌控南军,仅凭未央宫的卫尉就足以抵挡,如此局势,“一卫尉拒之有余”,吕禄、吕产何来造反的实力?所谓“诸吕欲反”,不过是周勃、陈平为这场政变贴上的合法标签,是他们清除吕氏、掌控朝政的借口。
当然,这并不是说吕氏宗族完全无辜。吕后临朝称制十五年间,大肆分封吕姓子弟为王、为侯,明摆着违背了汉高祖刘邦当年定下的“白马之盟”。公元前195年,刘邦在临终前,与群臣刑白马歃血为盟,定下“非刘氏而王,天下共击之”“非有功不侯”的誓约,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异姓势力、外戚势力专权,巩固刘氏江山的统治。吕后掌权后,无视这一盟誓,先后封吕台、吕产、吕禄等吕氏子弟为王,打破了刘氏宗室与功臣集团的权力平衡,也让功臣集团憋了十五年的怒火,找到了宣泄的出口。
吕后一闭眼,吕氏宗族失去了最核心的靠山,诛吕之事,便成了迟早的事。
杀吕禄、杀吕产,乃至诛杀所有吕氏族人,从功臣集团的角度来看,逻辑上似乎说得通——吕氏违背祖制,擅权乱政,挡了功臣集团的路,清算吕氏,既是维护“白马之盟”,也是为自己争夺权力。
杀吕媭,也能让人理解。吕媭作为吕后的亲妹妹,是吕氏宗族的二号人物,被封为临光侯,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性列侯。她凭借吕后的权势,干预朝政、飞扬跋扈,得罪了朝中无数大臣。更重要的是,当年刘邦病重时,曾怀疑樊哙与吕氏勾结,派陈平和周勃前往军中诛杀樊哙,虽然后来两人因忌惮吕后,只是将樊哙押回长安,未敢下手,但吕媭却因此记恨在心,在吕后面前反复告状,恨不得将陈平和周勃置于死地。这份仇怨,周勃、陈平一直记在心里,如今清算吕氏,自然不会放过吕媭。
可杀樊伉,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
樊伉的身份极为特殊,他身上同时流着功臣集团和吕氏外戚的血。他的父亲是樊哙,大汉开国元勋,鸿门宴上持盾闯营、怒视项羽、生啖猪腿,以一身孤勇救下刘邦,是刘氏江山的救命恩人;他的母亲是吕媭,吕后的亲妹妹,吕氏宗族的核心成员。汉惠帝六年,樊哙去世后,樊伉继承舞阳侯爵位,此时他年仅十余岁,终日居于府中,从未参与吕氏的任何政治活动,更没有任何谋反的意图或行为。
周勃、陈平杀掉吕媭之后,其实面临着一个选择:留不留樊伉。
最终,他们选择了不留。
道理很残酷,却也符合封建王朝的政治逻辑——吕媭已死,樊伉作为吕媭的嫡子、樊哙的嫡嗣,一旦长大成人,得知母亲被诛、家族被灭,难保不会记恨在心,伺机复仇。周勃、陈平在楚汉争霸的乱世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,经历过无数次政治清洗,亲眼见证过太多因“斩草不除根”而招致后患的例子,他们太明白“斩草除根”四个字的分量。
留下一个母族被灭门、手握舞阳侯爵位的嫡子,就等于给自己、给功臣集团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。他们不敢赌,也赌不起。所以,樊伉的死,无关对错,无关恩怨,只关乎权力的安全——他的存在,本身就是一种威胁,哪怕这种威胁只是潜在的。这是冰冷的政治逻辑,无关私人情谊,更无关公平正义。
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,还不是樊伉的死,而是汉惠帝刘盈四个儿子的死。
诛吕行动结束后,周勃、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经过一番权衡,最终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为新皇帝。之所以选择刘恒,核心原因在于他远离长安权力旋涡,性格谨慎宽厚,且母亲薄姬出身贫寒、娘家势力薄弱,不会像吕氏那样形成强势的外戚集团,便于功臣集团掌控朝政、保全自身利益。
刘恒进入未央宫的当晚,少帝刘弘和他的三个兄弟——济川王刘太、淮阳王刘武、常山王刘朝,就被全部诛杀。
功臣集团给出的杀人理由,荒唐得经不起推敲:这四个孩子都不是汉惠帝刘盈的亲生骨肉,是吕后找来的野孩子,冒充皇嗣,意图混淆刘氏血脉、掌控朝政。
可在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的年表里,司马迁一边记载这四个孩子“以孝惠子封”,明确他们是汉惠帝的儿子,一边又记载他们“以非子诛”,声称他们不是汉惠帝亲生,前后矛盾的记载,明显是在暗示——这个理由,不过是大臣们编造的谎言,是为他们的屠杀行为找的遮羞布。
清代学者梁玉绳在《史记志疑》中说得更为透彻:这四个孩子或许不是汉惠帝皇后张嫣所生,但汉惠帝后宫不止张嫣一人,有其他嫔妃生下皇子,是合情合理的事情,“不得言非孝惠子也”。大臣们之所以编造他们的身世,谎称他们不是汉惠帝亲生,核心目的就是“以绝吕氏之党,不容不诛”——只要这四个孩子活着,就始终是吕氏势力的潜在依附者,也会威胁到刘恒帝位的合法性。
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:如果刘恒当了皇帝,而汉惠帝刘盈的四个儿子还活着,那么刘恒帝位的合法性就永远会被人质疑。万一哪天有人打出“拥立惠帝遗孤”的旗号,召集天下力量反对刘恒,刘恒的皇位就坐不稳了,功臣集团的利益也会受到威胁。
功臣集团需要的,是一个“干净”的权力交接,是一个没有任何隐患的新君,所以这四个孩子必须死,必须从血统上被否认,从肉体上被消灭。他们的年龄都还小,最小的甚至不足十岁,却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,死得不明不白。
回过头来再看樊伉的死,就更加清楚了。樊伉不只是吕媭的儿子,他还是汉惠帝刘盈的表弟——吕媭是吕后的妹妹,刘盈是吕后的儿子,樊伉与刘盈有着血缘关系。功臣集团既然要诛杀刘盈的儿子,清除所有与吕氏有关、可能构成威胁的人,樊伉自然也在劫难逃。
樊哙一辈子冲锋陷阵,从一个沛县屠狗少年,凭着一身勇气和战功,一步步拼成了大汉的舞阳侯,成为刘邦最信任的功臣之一。鸿门宴上,他不顾个人安危,持剑盾闯营,当面斥责项羽,用“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”的慷慨陈词,唤醒刘邦的警觉,又以生啖猪腿的豪迈,打消项羽的疑虑,最终救下刘邦的性命。他为大汉王朝的建立,立下了汗马功劳,可他死后九年,这些赫赫战功,却连自己嫡子的性命都保不住。
汉文帝刘恒登基之后,念及樊哙的开国之功,没有废除舞阳侯的爵位,而是让樊哙的庶子樊市人继承了爵位。一个家族的嫡系被连根拔掉,再由庶出子弟补上,这份看似“皇恩浩荡”的安排,恰恰印证了樊伉的无辜——如果樊伉真的有罪,汉文帝大可直接废除舞阳侯爵位,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这不过是功臣集团和新帝为了安抚人心、彰显“仁厚”,所做的表面文章,樊伉的死,从来都不是因为他有罪,只是因为他碍了别人的路。
樊市人继承爵位后,在位二十九年去世,谥号“荒侯”,他的儿子樊他广继承爵位。可没过几年,樊他广就被家臣举报,称其并非樊市人亲生,汉景帝下令将其废为庶人,舞阳侯爵位被废除,樊哙家族从此没落,彻底退出了大汉的政治舞台。
整件事最值得品味的地方在于,诛吕之变的主要操盘手周勃,后来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。
汉文帝刘恒虽然是被周勃、陈平等人迎立的,但他绝非懦弱无能之辈。他登基后,深知功臣集团权力过大,会威胁到皇权,于是一步步开始削权。登基不到一年,汉文帝就以“列侯就国”为由,让周勃交出了丞相之位;又过了一年,干脆把周勃打发回了自己的封地绛地。
回到封地后的周勃,终日心神不宁,担心汉文帝会清算自己,每次有官员前来探望,他都会披甲执兵,以防不测。可就是这样的谨慎,还是被人抓住把柄,诬告他谋反。汉文帝下令将周勃下狱,在狱中,周勃受尽屈辱,甚至被狱卒欺凌,若不是薄太后出面求情,他差点就死在了牢里。
曾经挥刀诛杀吕氏宗族、连无辜少年都不肯放过的周勃,到头来也差点被别人灭门。他或许到最后才明白,权力的刀,从来都不认功臣,不认故交,不认情谊,它只认利害,只认权力的平衡。你今天可以用它来清除别人,明天别人就可以用它来清除你,这就是封建王朝权力游戏的冰冷法则。
参考资料
1. 司马迁. 史记·吕太后本纪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2. 司马迁. 史记·樊郦滕灌列传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3. 班固. 汉书·高后纪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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